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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0日—23日,中国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其中,“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资本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科技创新支持和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基础性作用愈加凸显。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调整和金融格局的深度演变,中央对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制度建设与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其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力量。
本文立足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探讨“十五五”期间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领域与发展目标。本文认为,“十五五”期间的五年资本市场改革应以服务实体经济和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完善基础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推进注册制改革深化落实为主线,同时积极稳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水平,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促进金融监管效率提升。在中国资本市场“五边形”生态链重塑的背景下,应加快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培育长期资金入市、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的包容性、韧性与国际竞争力。
在“十五五”规划对资本市场提出更高要求、国际国内经济金融格局深刻变化的时代条件下,中国资本市场应当如何在新的功能定位下实现制度重塑与生态优化?资本市场不仅是资源配置和创新驱动的重要平台,更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和国家战略能力提升的关键枢纽。因此,如何进一步明确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并在新的治理逻辑和制度框架下完成市场结构、功能体系与运行机制的系统性重构,成为本文关注的核心研究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在充分认识资本市场战略地位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其“五边形”生态链的重塑路径与改革重点。
过去,我们在研究经济增长模型时,都知道人力资本、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这三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前两者早已成共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也得到公认,但关于技术进步或科技创新的来源尚不清晰。因此,在熊彼特的相关理论中,对这一变量的内生性解释尚不充分,他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但未能清晰阐明技术进步的来源。蒸汽机的发明与工业革命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三人的主要贡献在于思考这个孕育过程。原创性创新对于经济保持可持续的增长特别重要,我们必须培育好原创性创新的土壤。
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制约和激励,这两个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上是统一的。文明的制度首先必须有制约功能,制约的核心是对公权力的制约。对创新和社会进步力量而言,制度又必须对向上、向善、创新的力量要有激励作用。这个激励不仅仅是口头表扬,在制度设计上要把人看成普通人,只有让创新者获得制度性溢价,社会才会前行,经济才会增长,财富才有积累。资本市场的作用,首先是一种激励机制。许多人认为,资本市场仅是融资渠道,实际上资本市场是在激励社会的创新,它让创新者在这样一个机制中能够得到财富的溢价,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创新和冒险。冒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实际上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这种向上的力量——科技创新力量,获得充分的财富溢价。当创新者获得了相应的财富溢价后,他们又会将其重新投入到下一轮的创新之中。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成果带给中国经济改革、金融及资本市场发展的借鉴意义,就在于要重视文化的包容与开放,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我们文化的包容性。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为何在过去四十余年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制度的进步,没有制度的改革和进步,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同时,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通过开放,吸收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先进技术、理念、理论、政策和实践经验。中国人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能够迅速掌握先进技术,这也是我们取得今日成就的原因之一。例如,在ChatGPT问世一年多后,中国就出现了DeepSeek。
然而,当我们要迈向更发达的、对世界有巨大贡献的国家时,我们一定要解决原创性问题。模仿借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经之路,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时,是不太具备原创性条件的。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有原创性贡献,如果有了原创性,下一个风口将意义非凡。这说明,我国要有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厚思想和科学基础。技术进步背后是漫长的科学思想孕育的过程。思想的包容、开放,以及制度的激励,特别是制度对“向上能量”的激励,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包容失败,要有容错机制。没有容错机制,创新是不可能的。“每次都成功”的现象是不真实的,要让那些有才华的人敢想、敢做、敢闯。
自“十四五”时期起,我们需要逐步构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思想和科学基础。中国已成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国家,这是确凿无疑的。仅以“中国制造”为例,2024年其全球占比已达31.6%,预计2025年将接近1/3。纵观世界历史,一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能超过30%的国家仅有两个:一是1920年以前的英国;二是1920—2010年的美国。2010年,“中国制造”占全球比重达到18.9%,超越了美国的18.5%,中国首次在制造业产能方面跃居全球第一。15年间,这一比重已从18.9%上升至31.6%,正接近全球1/3的水平。
当认知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后,我们应如何重新设计并重塑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态链?原有的生态链是在旧有认知下形成的,它已无法承担起新定位下的重大责任,也无法承担起作为实现“金融强国”载体的重任。“金融强国”的实现有赖于两大支柱:一是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国际货币;二是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这个资本市场是全球重要的、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全球金融中心,未来人民币计价资产应逐步发展成为可与美元计价资产相提并论的全球性新型资产(吴晓求等,2025)。资产交易要有透明的交易市场。资本市场承担了提供透明交易场所的功能,将这些资产汇集于此进行交易,便能吸引全球的投资者。若能吸引全球投资者,国家的发展便有了重要动能。开放之所以重要,在于其能够吸引全球的人才与资本流入中国,这也是美国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个生态链如何重构?
过去的资产端难以吸引全球投资者,也难以实现与风险市场相匹配的风险收益率。资本市场之所以能够发展,在于它是一个风险市场,而支撑风险市场发展的关键是在于其存在一个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风险收益率。这种风险收益率由资产端提供,即由上市公司的资产来提供。风险收益率的具体水平与各国基准收益率或无风险收益率相关。例如,中国的无风险收益率大约在1%~1.5%,而美国在4%左右。中国市场的风险溢价是多少?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过去市场风险被过度泛化乃至“妖魔化”,导致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甚至认为投资该市场是违规的。财政性拨款、财政性资金永远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例如校友基金会的资金,我不认为其完全属于财政性资金。当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资金一旦进入学校账户即属于财政性资金。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其运作模式均为投资本金,日常使用的是投资收益。我们的基金大多在使用本金,而不善于或不敢进行证券投资,有时也不知如何投资,只能获取大额存单收益。大额存单收益并非真正意义的投资收益。将资金存入大银行获取利息,几乎没有风险,很难称之为投资,真正的投资收益必然源自风险溢价。在风险被泛化后,市场参与者最终只能是个人投资者。个人用自有资金购买股票或公募基金是被允许的,但这类资金流量很小。结果是许多大额资金无法进入,例如社保基金进入规模有限,商业保险资金很少进入,养老金亦未充分进入。这均是由于对市场风险的泛化认知导致的。
实际上,资本市场是一个收益与风险相平衡的市场。风险认知泛化导致资金端极度枯竭。因此,我们要改革对市场风险的认知,推动需求端规模的持续扩大,其中关键是允许并推动大资金进入。改革的重点是消除或放宽大资金进入市场的约束条件。可以观察到,当前大资金已开始进入。目前2万亿元的成交量被视为“正常交易量”,低于2万亿元则被视为“缩量”。在过去,2万亿元交易量会被视为巨大的成交量。在利率下行周期中,债券已成为收益较低的资产。因此资金逐步进入股市。机构会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选择高股息率的股票,其平均回报率可达4%~5%,属于良好的收益水平。在需求端,还存在一个具有稳定作用的因素,即中央银行的关注。中央银行的关注使得中国市场已从“四边形”走向“五边形”,中央银行正成为“第五边”,且是至关重要的一边。这促使市场与央行之间建立起一种沟通机制,实现了央行与市场的良性机制。